但我們不知道他真正願意聽取其中多少人的意見，以及這些人實際上對他說什麼。
在這方面，黨的做法明顯和毛澤東時代沒有兩樣。一九八八年，貨幣改革導致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大失，引發的通膨危機衝擊整個社會，而且抑制不下來。
在一九七○年代末，新時代開始之際，就有許多學生和知識分子希望除了經濟改革以外，也要有大膽的政治改革。法西斯集權主義只能帶給我們災難，不要再對他們抱有幻想，民主是我們唯一的希望，放棄民主權利無異於重新給自己套上枷鎖。他強調若沒有自由，這個任務不可能完成。這項運動的積極分子支持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和四個現代化，但是要求加上他們對社會主義民主的願景，視之為更加徹底且永續的中國社會現代化工程裡不可或缺、甚至勢在必行的一環。學生知道胡耀邦對異議和民主呼聲的寬容，帶著鮮花和吊唁信聚集於天安門廣場。
人類的歷史是我們創造的，讓一切自封的領袖和導師滾蛋，他們把人民手中最寶貴的權利騙走已好幾十年。黨也表明，有必要時會用武力壓下公開批評或示威。一九二七年，位於城市的黨基層組織大多遭國民黨剷除，許多中共黨員開始大致相信，毛澤東的農村動員策略，甚至他的農村動員思想，是唯一剩下的選擇，指出了一條重啟革命的可行之路。
他在兩個要點上同意毛澤東的看法：中國共產黨要有自己的軍隊，黨應把工作重心轉移到農村。農民聯盟站在廣大的貧窮、無地農民那一邊，助他們對抗千百年來剝削群眾而被稱作惡霸的地主集團。在公審大會上，被告遭羞辱、毆打、戴高帽。在這期間，他開始讀馬克思主義書籍。
朱德出身貧農家庭，也上過新式學校。甚至傳出進行食人儀式之事。
根據毛澤東的說法，這整個過程用意在打造某種「民主恐怖」。這些共產黨員避難於江西鄉村，該地井岡山區峰巒疊嶂，是將國民黨追兵阻絕於外的天然屏障。他未明言放棄讓無產階級當家作主，但他的報告著墨於貧農的角色和力量。留學蘇聯的經歷，使他的發言頗有分量。
他深信在中國搞革命要成功，農村動員是唯一途徑。從日返華後，彭湃加入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，回到位於廣東的家鄉，開始組織農民協會，反抗鄉紳額外收租、欺凌、找惡訟師欺負弱小的劣行。這個蘇維埃政府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就結束，只維持了四個月。但由於此地區貧窮，加上黨員屬性多元，這些初始作為頗無章法。
朱德提出的這些意見，也讓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浮出檯面。在這類運動期間，數個村子全村遭夷平。
他是傑出的軍事將領，後來成為毛澤東最親信的同志之一。血淋淋的報仇場景，是聚攏農民、鬥臭政敵、傳達明確政治主張的有效辦法。
在他們的支持下，不只要把農村裡為數不多有錢地主的土地沒收，按照貧農、無地工人的需要改分配給他們，也要對小地主和富農如法炮製。毛澤東並隱微批判共產國際和城市知識分子所施行的革命策略。當地土匪與不法之徒對共產黨人心存提防，毛澤東抵達該地後，不得不跟他們打好關係。受完師資培育訓練後，他來到北京，工作於北京大學圖書館。許多遭指控的地主被判死刑，以砍頭處決，而且一如帝制時期，頭顱擺在竿子上，展示於市場，以儆效尤。毛澤東生於湖南湘潭縣韶山沖一戶農家，家境相對來講較富裕。
他寫道，「很短的時間內，將有幾萬萬農民……起來，其勢如暴風驟雨，迅猛異常，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。以村之類既有社群為基礎的共產黨行動小組，應滲透進工作、防禦、教育、社會生活等各領域，並建立祕密革命根據地，一步步擴張至全國各角落。
彭湃（1896-1929）生於廣東富裕地主家庭，在中國的新式學校受教育，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就讀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。莫斯科也非常不贊同「無目標、無章法的迫害和殺戮」。
一九二七年三月（即同年四月國共合作瓦解前不久），他向黨呈上四十頁的〈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〉。一九二一年，他是中國共產黨創黨成員之一，在湖南成立了共黨基層組織。
毛澤東和朱德擬出吸收農村社會最底層人民的計畫，包括季節性工人、土匪、遊民。毛澤東開始支持以結合農民社會主義、無政府主義、馬列主義理論的策略，使農村改頭換面。其支持基礎大多是沒有土地的季節性工人、遊民、土匪、逃兵、走私者、娼妓。該政府所在區域被稱作「小莫斯科」——區內甚至有「紅場」，入口長廊仿效克里姆林宮——由農民、土匪、共產主義者所組成的聯盟統治。
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發動「白色恐怖」撲殺共產黨人，殘餘的共黨分子不得不逃離武漢、上海。文：余凱思（Klaus Mühlhahn）在農村根據地重啟革命一九二○年代中期仍以廣州為主要活動地之時，毛澤東就在尋找另一套革命策略。
一九二七年後期，彭湃在東南沿海成立海陸豐蘇維埃（革命政府委員會）。他也以同情的語調描述了農民在懲罰「土豪劣紳」過去不當所作所為時所懷的報復心理。
蔣介石開始清黨後，毛澤東退居湖南農村，在那裡開始相信農民的力量。毛澤東肯定恐怖做法的革命威力，卻不認同海陸豐的暴力程度。
有些政策簡直和傳統土匪行徑沒有兩樣，這個無法否認的事實多年後仍是爭議話題。中國共產黨經由數次的實驗摸索，找到中國特有的農村革命之路，而井岡山就是最早的實驗所在地。毛澤東曾在彭湃於廣州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擔任所長，從中見識體察到農民的革命力量。他盛讚村莊秩序徹底翻轉，女人擺脫丈夫束縛，地方民兵、祕密會社、乃至黑幫都起來造反，反抗當局和鄉紳。
井岡山區是典型的法外之地，由匪幫控制在公審大會上，被告遭羞辱、毆打、戴高帽。
文：余凱思（Klaus Mühlhahn）在農村根據地重啟革命一九二○年代中期仍以廣州為主要活動地之時，毛澤東就在尋找另一套革命策略。毛澤東開始支持以結合農民社會主義、無政府主義、馬列主義理論的策略，使農村改頭換面。
一九二七年後期，彭湃在東南沿海成立海陸豐蘇維埃（革命政府委員會）。在他們的支持下，不只要把農村裡為數不多有錢地主的土地沒收，按照貧農、無地工人的需要改分配給他們，也要對小地主和富農如法炮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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